被遺忘的高氏-石碇小格頭竹坑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黃寬重
一、前言
四明在南宋是政治、經濟與文化重鎮(約現在(今浙江省鄞縣)，全祖望在〈竹洲晏尚書廟碑〉中說：「吾鄉六鄉世家右姓，其為南宋寓公之後甚多，蓋山、海之間，足以避地，而其時又近行都，為畿輔也。」
由於鄰近首都臨安，成為宋朝對外的重要貿易港口，經濟蓬勃發展，教育普及，文風甚盛，人才輩出，是南宋社會文化高度發展的地區。塑造這樣一個社會文化的環境因素很多，但士人家族共同努力經營的風氣極為重要。
從北宋中期以來，四明陸續出現史家、袁家、樓家、汪家等重要的新興士人家族，互相扶持、激盪，為四明社會文化的發展奠定基礎。南宋以後又有新的成員加入，擴展了四明社會的人際網絡，也豐富了文化內涵。
高氏家族曾扮演過重要角色，元人袁桷稱「高氏衣冠為四明望」 ， 全祖望也說「高氏在宋世衣冠最盛」 ，顯示南宋時代高氏家族在四明的重要性。

透過對這個家族的崛起及發展、家族的學術傳承、學風的變化及與當地士族間互動關係的了解，都有助於觀察四明地區乃至整個宋代士人家族發展與人際網絡。

近年來，學界在探討家族歷史的變遷上，取得重要的成就。隨著資料不斷的發掘，經由個案研究，讓我們對宋代家族的性質及發展，有更清楚的認識，並得以修正前人觀點，成果相當豐碩。關於高氏家族，洪業先生在〈高似孫史略箋正序之一〉一文中，考證高文虎、似孫父子的生平與著作，並為他們一一辨證，雖是翻案之作，卻是了解高氏家族發展的重要文獻。
其後， 日本學者石田肇曾撰寫〈南宋明州の高氏一族について：高閌、高文虎、高似孫のこと〉一文，進一步討論高氏家族的譜系及發展，著重於高閌、文虎、似孫三代的仕歷及學風，兼及對文虎、似孫父子有所評論，此文利用豐富的文獻資料為討論基礎，但討論範圍多偏於個人部分，較少涉及家族與四明地區士族間的互動關係，對高氏家族早期事蹟及在四明地區的發展與社會文化關係的討論也嫌不足。
本文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利用已刊布的〈宋故樊氏夫人墓誌銘〉與相關史籍、方志等資料，結合學者對四明家族與社會的研究成果，試圖發掘高氏家族發展歷程，討論四明士人家族之間的互動，乃至地區社會文化發展特點。由於倉促成稿，疏漏之處必多，敬請教正。

二、家族興起
高氏約在北宋初期才移民到四明。四明高氏可考的有九世，但早期的資料不多。《乾道四明圖經》卷二〈高閌傳〉指為唐宰相智周的後代，但世系不明，僅知原居廣陵，至高贊襄一代才遷至四明，時間約在北宋初期，是四明高氏的第一代祖，其子不知名，殆以手藝為業，孫名君珍仍繼其業；經二代辛苦經營，頗具財富。君珍先娶滕氏，繼娶樊氏。
樊氏是四明人，家族雖無功名，亦屬財富之家。樊氏善於持家理財，使高氏「由此炎熾，經理條緝，儲有餘潤」，為了家族的發展，她力陳「擇良子業儒」的策略，夫妻遂選擇由第三子伯源（碩）就學；樊氏傾嫁奩購書，延師教授。元符間，高碩入太學，是高氏進入舉業之始。諸女亦嫁四明士族或富家，為高氏在四明的發展奠定基礎。

自第五代起，高氏家族在科場上表現相當傑出，而且都是伯欽（欽臣）的兒子。
伯欽是君珍與滕氏所生，自幼為樊氏撫養，本身雖無功業，但諸子均致力舉業，當時楊龜山（時）在太學任教，高氏五兄弟與四明諸青年都從之受學，且多獲功名，其中高閌的表現最為傑出，他入太學，建炎二年（1128）升補上舍。

三、興衰轉折
高氏第六、七兩代是家族發展最興盛的時期，樓鑰說：「高氏在四明，於今為清門」， 文虎、似孫二代在寧理二朝政壇上尤具影響力，但作為、風格也備受當時及後人的爭議。
高文虎字炳如，是高開的兒子，生於紹興四年（1134），紹興三十年（1160）梁克家榜進士，朝道間曾任平江府吳興縣主簿，乾道四年（1168）為國子正後任國子祭酒、太學博士、台州通判等職；紹熙五年（1194）二月，為將作監時，兼銓試、公試、類試之考校官。慶元三年（1197）除中書舍人。七月為中書舍人兼國子祭酒，兼直學士院實錄院同修撰。
慶元四年（1198），正月為中書舍人兼侍講。曾劾罷陳謙差知袁州。慶元五年（1199），任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修撰、修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等。
他在台州通判任內曾參與朱熹彈劾唐仲友一事，而且被認為是主要的譖訴者。任吳江縣主簿時，兼主管學事，於乾道三年（1167）重修主簿廳。曾建曾程堂，以紀念曾楙與程俱二人。與范成大交誼深厚；任職史館時，參與高宗實錄修纂；任職太學時，則從事教育改革，卻遭受批評，認為他「專困遏天下士」、「以藏頭策題，得罪多士」。
任中書舍人時，為韓侂冑所用，於慶元四年（1198）草詔禁偽學，與胡紘合黨攻擊道學，貶逐正人。張自明說：「慶元初，予始入太學，於時偽學之禁嚴，台官胡紘、司業高文虎，表裡為爪牙，搏噬無虛日，學校諸生語言小異，輒坐偽罪。」在慶元黨禁學術與政治的鬥爭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見容於道學家。

四、家學的傳承及其轉變
四明高氏自高碩入太學，始列士林。宣和末，楊時為太學祭酒，高閌五兄弟入太學，受教於楊龜山（時），傳承二程洛學，楊時向胡安國推薦閌的才學。全祖望說：「楊文靖公之在太學，吾鄉士人從之者多，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大，禮部侍郎少師憲敏公，其渠也。」同學中尚有童持之（大定）、趙庇民（敦臨）等人，這是洛學至甬上之始。其後伊川門人焦瑗自山東避難至四明，高閌等人以其所學相印證，多所符合，「於是日益請業，而吾鄉之洛學遂日盛」， 成為洛學發展的重要力量。
高閌不僅是四明程學最主要的代表人，也是南宋初期對抗王安石新學的重要人物。全祖望說：「吾鄉學派，導源慶曆諸公，至於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而憲敏為司業，其時王氏之學雖替，然尚有如陳公輔輩，未能盡絕，憲敏以其師說，日與諸生發明之，其有功於伊洛，尤為不淺」，甚至認為他「力肩正學，是百世之師」

高閌承洛學遺緒，致力經學，為南宋太學立規制時，即強調「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為太學課試及鄉試之法，此法成為南宋太學制的成規。他推薦在福州聚徒講學、精於春秋學的師維藩出任國子錄。高閌致力於禮學研究，在禮部侍郎任上，曾患近世禮學不明，凶禮尤甚，著有〈厚終禮〉、〈鄉飲酒儀〉，並修訂司馬光的冠禮，喪禮為朱熹納入《家禮》中。紹興七年（1137）仇悆守明州，受〈鄉飲酒儀〉的啟發，在重建州學後舉行此禮，甚至買田充作舉行典禮的基金，這是南宋建立後首次舉行鄉飲酒禮。此後鄉人林保參照此制，制定了鄉飲儀制，宋廷於紹興十三年（1143）由時任國子祭酒的高閌加以修定損益，定名為〈鄉飲酒矩範儀制〉上奏朝廷，由禮部頒行；明州也在同年刊行，這是南宋推動鄉飲酒禮之源。高閌對春秋學的研究用力尤深。他力斥王安石廢春秋之學，專以二程之說為本，曾為陳禾《春秋解》一書作序，亦以春秋試諸生。

五、婚姻關係與人際網絡
四明高氏家族的發展，除了透過教育爭取功名和經營產業，以取得個人身分和家族在地方上的實力之外，經由婚姻關係的建立及人際關係的經營，也是建立人際網絡、確立社會地位的重要基礎。其中婚姻關係與人際網絡常相互交織、影響，形成盤根錯結的社會關係。
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對四明高氏家族婚姻情況與人際網絡，很難有完整的了解，只能經由少數世代中個別人物的活動事蹟進行觀察與討論。
高氏的起家關鍵是高君珍。他娶四明人樊氏為繼室，夫妻共同努力和策略安排下，為家族由商向儒的轉變，人際關係的發展，奠下重要基礎；雖然樊氏家族的資料稀少，僅知是當地富豪之家，其餘的情況並不清楚。
但君珍的五個女兒，分別與四明幾個有名的家族結婚，其中戴訥即為當地富家，戴氏與袁氏家族有婚姻關係。舒宗憲則可能是四明望族之一舒璘的族人。而高閌的岳父薛朋龜，是南宋初期四明地區的重要人物，高氏家族與四明地區的旺族，如汪家及樓家也「有中外之好，相與素厚」。

六、結論
高氏家族的崛起與轉變，反映了宋代四明地區士人家族的興替情況。高氏是五代北宋之際移入四明的家族，經歷幾代的辛苦業而致富；在科舉社會中，取得功名是個人與家族獲致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因此在富裕之後，就安排優秀子弟讀書，致力舉業。高碩是第一位進入太學的高氏成員，而伯欽的幾個兒子（高安世、高閌、高開、高誾等）相繼中舉，使高氏在四明地區成為縉紳之家，而高碩姊妹嫁四明名族，亦為高氏在四明的社會關係奠下基礎。
第五代的高閌諸兄弟是四明高氏崛起的重要階段，高閌更是代表性人物。高閌在南宋初期的仕宦並不高，但他為太學創立規模、參與取士、修史及致力經學研究，發揚二程之學以對抗王學，在南宋初期有重要貢獻。他在仕途上的沈浮變化卻很曲折，因趙鼎之薦而得以任官，參與修史，也因此一關係被罷。後來又因接近秦檜被批評，最後也以得罪秦檜而罷職返鄉；奉祠鄉居的時間相當久，使他能致力於春秋學的著述、積極參與鄉飲酒禮及詩社集會等鄉里的文化活動，藉由婚姻及參與鄉里活動，高氏家族得以與其他四明著名士族有良好的互動，不僅有助於家族的發展，更有利於營建在四明的社會地位，這是高氏家族興起的關鍵時期。

高氏第六、七兩代是家族的興盛期，也是整個家族乃至四明地區士族關係變動的關鍵時期。高文虎、似孫與文善、衡孫父子，二代在仕途上均有可觀的經歷。文虎父子更任高官，但二人先後因迎合韓侂冑、打擊道學，而與理學家疏遠，在學術上由經學轉向史學及文學，而且由於家境富饒、興趣廣泛，對古代文物、博物的蒐藏及研究頗為豐富，留下了許多重要文獻資料，這是家風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