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結論
高氏家族的崛起與轉變，反映了宋代四明地區士人家族的興替情況。高氏是五代北宋之際移入四明的家族，經歷幾代的辛苦業而致富；在科舉社會中，取得功名是個人與家族獲致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因此在富裕之後，就安排優秀子弟讀書，致力舉業。高碩是第一位進入太學的高氏成員，而伯欽的幾個兒子（高安世、高閌、高開、高誾等）相繼中舉，使高氏在四明地區成為縉紳之家，而高碩姊妹嫁四明名族，亦為高氏在四明的社會關係奠下基礎。
第五代的高閌諸兄弟是四明高氏崛起的重要階段，高閌更是代表性人物。高閌在南宋初期的仕宦並不高，但他為太學創立規模、參與取士、修史及致力經學研究，發揚二程之學以對抗王學，在南宋初期有重要貢獻。他在仕途上的沈浮變化卻很曲折，因趙鼎之薦而得以任官，參與修史，也因此一關係被罷。後來又因接近秦檜被批評，最後也以得罪秦檜而罷職返鄉；奉祠鄉居的時間相當久，使他能致力於春秋學的著述、積極參與鄉飲酒禮及詩社集會等鄉里的文化活動，藉由婚姻及參與鄉里活動，高氏家族得以與其他四明著名士族有良好的互動，不僅有助於家族的發展，更有利於營建在四明的社會地位，這是高氏家族興起的關鍵時期。
高氏第六、七兩代是家族的興盛期，也是整個家族乃至四明地區士族關係變動的關鍵時期。高文虎、似孫與文善、衡孫父子，二代在仕途上均有可觀的經歷。文虎父子更任高官，但二人先後因迎合韓侂冑、打擊道學，而與理學家疏遠，在學術上由經學轉向史學及文學，而且由於家境富饒、興趣廣泛，對古代文物、博物的蒐藏及研究頗為豐富，留下了許多重要文獻資料，這是家風的轉變。
由於學術理念與風氣的轉變，以及政治立場的不同，高氏家族雖然有文善繼續在鄉曲義莊中擔任重要的角色，但在詩社集會上則另樹
旗幟，組成純以吟詩賦詞的文人聚會，而與理學家組合的集會相互對立。這一情況加上理宗一朝史彌遠、史嵩之叔侄專權而引發激烈政爭，高氏家族不僅族內各有爭紛、致有成員外移的現象，四明士族之間也常因個人政治立場互異而相互攻伐、甚至對立，這對四明地區從南宋早期以來在幾個著名士人家族共同合作下，經由推動文化及公益活動而辛苦凝聚起來的地方意識、社會文化以及家族間的良好互動，都是一項極大的挑戰和傷害。
因此，到第七代以後，也由於高氏家族進士出身者少，鮮至高官；以及地方士族間的關係趨於複雜，難以重建社會網絡、重振家聲；適逢蒙古入侵、宋廷敗亡，高氏族人或降元、或為醫。由於種族歧視及科舉未行，四明士人失去政治舞臺，轉而將焦點移到鄉里活動。入元以後，而高氏家族所存資料無多，殆已花果飄零，家道沒落了。
高氏家族崛起與興衰的歷程，雖然是南宋四明乃至宋代家族發展的一個案，卻也是科舉時代一般中型士人家族的地方關係與社會角色的一個縮影。從高氏家族的發展看來，得力於教育、科舉，入仕以後以發揚經學、規劃太學，在朝中建立聲望，居鄉則透過婚姻及參與地方公益及文化活動，穩定家族在地方上的發展。但隨著家族成員興趣轉移、家學傳承改變，家族的理念及政治立場的不同，加上政局上的鉅大變動，對家族的發展、地區的人際網絡，乃至社會關係的建立與維繫，均有很大的影響。
研究宋代家族，墓誌資料是重要的史源。墓誌的書寫方式，旨在突顯個人的角色，利用這類資料來研究家族歷史，自然有其侷限；但就高氏家族而言，墓誌資料卻是相當重要。高氏家族在宋代四明地區固然扮演重要角色，但家族成員的傳記資料不僅分散，而且零散不全，很難透過它作為了解整個家族發展的全貌，墓誌則相對地提供家族成員的個人生平，乃至家族發展的重要側面。從〈宋故樊氏夫人墓誌銘〉一文的記錄，對高氏家族早期發展的了解雖仍不夠完備，但文中記載高家由技藝致富、擇良子業儒、夫人以嫁奩供子弟讀書的文字，就是四明高氏家族興起的關鍵史料。由於除了樊氏以外，其他的高氏族人均無墓誌或完整的傳記資料，必須藉助史籍、文集、方志、筆記中許多零散的片斷資料併湊而成；不僅難以建立家族譜系，也難以觀察家族發展的完整圖像，更無法了解家族與社會關係的變化。由這點看來，墓誌資料在研究宋代家族仍有其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