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婚姻關係與人際網絡
四明高氏家族的發展，除了透過教育爭取功名和經營產業，以取得個人身分和家族在地方上的實力之外，經由婚姻關係的建立及人際關係的經營，也是建立人際網絡、確立社會地位的重要基礎。其中婚姻關係與人際網絡常相互交織、影響，形成盤根錯結的社會關係。
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對四明高氏家族婚姻情況與人際網絡，很難有完整的了解，只能經由少數世代中個別人物的活動事蹟進行觀察與討論。
高氏的起家關鍵是高君珍。他娶四明人樊氏為繼室，夫妻共同努力和策略安排下，為家族由商向儒的轉變，人際關係的發展，奠下重要基礎；雖然樊氏家族的資料稀少，僅知是當地富豪之家，其餘的情況並不清楚。
但君珍的五個女兒，分別與四明幾個有名的家族結婚，其中戴訥即為當地富家，戴氏與袁氏家族有婚姻關係。舒宗憲則可能是四明望族之一舒璘的族人。而高閌的岳父薛朋龜，是南宋初期四明地區的重要人物，高氏家族與四明地區的旺族，如汪家及樓家也「有中外之好，相與素厚」。
婚姻關係是擴展人際網絡的重要起點，如高閌的岳父薛朋龜，即是擴展高氏人際網絡的重要人物。朋龜字彥益，政和八年進士，歷官權工部及吏部郎官，知興國軍、衡州等地。他和汪氏家族締結多重婚姻關係，如朋龜的孫女嫁給汪閎中，他的孫子薛揚祖則娶汪大猷的曾孫女；朋龜另一孫女嫁給徐子寅的兒子徐晞夔為妻，他的兒子居寶則與樓鑰的母親為中表親。這些關係加上高閌一代共同受教學習的師友關係，使得高氏在發展階段，與四明士人家族之間形成一個綿密的人際關係網絡。
最能顯示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的意義，莫過於四明地區詩會及鄉曲義莊的成立與運作，而高氏族人則藉由參與其活動，一方面拓展人際關係，一方面奠定社會地位。
四明地區文人的結社是以詩社、交遊為宗旨的集會，最早的就是組成於紹興年間的五老會。
這個會的成員都是年齡在七十歲歸老於鄉的太學舊人，包括王珩、蔣璿、顧文、薛朋龜和汪思溫等共五人，他們都是進士出身，又曾任官，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響力。致仕之後，在家鄉以詩唱和，袁燮即說：「紹興間，吾鄉年高德劭者有五人焉，其學問操履，俱一邦之望，時時合并，有似乎唐之九老，本朝之耆英，故謂之五老。」在這個集會之後，高閌和吳秉信也致仕返鄉，但因年齡尚輕，無法加入。後來，王珩、薛朋龜相繼辭世，參知政事王次翁致仕回鄉，倡議改組為八老會。高閌與蔣璿、顧文、汪思溫、吳秉信、王次翁、徐彥老和陳先，就成為這個社群的成員。由於成員之中王次翁寓居四明不久，陳先是平民，不像五老會的成員都是四明出身的進士，在性質上「已不及前日之純全矣」；不過這也顯示，這種自北宋以來強調「衣冠盛事」的特色，逐漸轉成加強「鄉誼」的成分，成為更具鄉里社會文化氣息的聚會。
高閌是在其岳父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在四明地區的人際網絡。高閌致仕回鄉以後，除了勤於著述之外，更積極參與四明地區的社會文化活動；他是八老會的成員，又參與四明鄉飲酒儀的舉行，而且以教育鄉里子弟為志，袁燮稱他「屏居鄉閭，士之得于親炙，有所啟發者多矣。」 加上藉著與當地如汪氏、樓氏、戴氏等著名家族的密切往來，不僅有利於擴展高氏的人際網絡，同時藉著這些教育文化活動的推動，對凝聚四明士人的地方意識、形塑具典範性的社會文化，有很大貢獻。
此外，高氏族人在推動四明士族之間組成鄉曲義莊的賑濟活動，也曾扮演重要的角色。南宋四明的士族中除有樓氏、余氏和全氏三個家族仿范氏義莊的方式，設置義田來救助族人外； 更由沈煥、史浩和汪大猷等人共創鄉曲義田來賑濟鄉人。這個組織的消極面是要幫助窮困的知識份子及官僚，積極面則是經由集體的力量，建立經濟互助體系，以達到崇尚廉恥、培養廉能官員的目的；既顯示從個別家族興衰的考量，延伸到對鄉里士人間的關懷；同時也說明經由義莊的成立，來取代臨時性的賑濟，是地方家族之間集體公益活動常態化、制度化的表現。這項善舉是由史浩倡議的，而由沈煥推動籌募，此時高閌已不在人世，高氏參與的份量不多。
沈煥逝世後由汪大猷接任；汪大猷死，樓鑰繼續主持，高氏第六代的高文善（將作監）在地方上素有聲譽，因此和袁燮的弟弟袁槱，被推出共同負責莊務。由於二人熱心奔走，積極結合當地望族共同經營，又能秉公處理，「於是所入加多而被惠者眾」，這是四明鄉曲義田發展最好的時期。112 高氏族人得以在地方公益活動中扮演積極性的角色，一方面是一積極任事的態度，獲得肯定，另一方面也是高氏家族在四明地區豐沛人脈與良好關係的展現。
不過，隨著四明士族在南宋政治、學術上發展的分歧，以及高氏家族政治角色的變化，使高家在寧宗以後與四明地區其他士族間的互動也發生微妙的變化。寧宗以後，四明地區的士人在學術或政壇上的影響日漸加深，但彼此關係趨於複雜。首先是韓侂冑的慶元黨禁使理學家與從政者分道揚鑣，及史彌遠、史嵩之當權後，宋廷人事糾紛不斷，對立情勢日益尖銳，更使四明的社會文化活動明顯的趨於消寂。
這樣的轉變，對高氏家族而言也與族人的處世風格與人際關係有關。從文獻資料顯示，高氏族人在政治立場上，與當政者關係較近，高閌曾被趙鼎提拔，也被批評依附秦檜。得罪秦檜罷官回鄉之後，一面埋首著述，一面參與致仕官僚的詩社與文化活動，而且與汪氏、史氏以及樓鑰等四明著名家族的關係更為密切；其後，高文善也參與了四明鄉曲義田的經營工作，這些活動既培養鄉誼，也對提昇家族在地方上的地位有所助益。
不過由於高文虎與似孫父子迎合韓侂冑，捲入慶元黨禁，得罪士林，不僅在當時引起士人的譏評，與四明道學之士的距離日遠，相當影響高氏在四明的人際關係。此外，學術傳承和政治關係的改變，也影響高氏家族在四明地區的人際關係。南宋學術流派有朱學、呂學、陸學三家，在四明地區都有傳人，但以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這些道學家與當地從政的士族之間，關係相當密切。
高閌致力學術研究，與四明道學及從政之士的理念契合。陸學第一代弟子與高、史、樓諸家都有婚姻關係或因公益活動，維持情誼，彼此有良好的互動。不過，高氏在慶元黨禁之後，由於政治因素，使其與四明士族原有的關係明顯轉變。高氏即與當地理學家如楊簡、袁燮等人的關係逐漸疏遠，到史彌遠當權後，「慈湖以忤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桂）方嚮用，力辭史氏之招」，陳塤、袁甫、袁似道等人都與史彌遠、史嵩之意見不和。而陳塤任處州教授時，又與知處州的高似孫不合，高衡孫也對史宅之盡括浙西公田的作法表示不滿，人際關係的疏淡，使得地方公益活動的沒落，影響到社區意識的渙散，盛極一時的四明地區鄉曲義莊的經營，到理宗以後衰弊日現，就是最好的證明。
由疏淡而對立，更嚴重的影響到人際關係的發展。高氏在高閌時期，除了在春秋學與史學上貢獻所長外，更積極參與地方社群活動，與四明各方名族均維持著妥適的關係，但到文虎以後，由於學術與政治立場的差異，不僅在政治上相抗，甚至另結社群。
全祖望說：「慶元、嘉定而後，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樓宣獻公、寓公則呂忠公，多唱和於史鴻禧碧沚館中。顧諸公以道學為詩，不免率意，獨宣獻不在其例耳。同時，高疏寮、史友林別有詩壇，則從事於苦吟者也。史樞密宅之兄弟，偕郎趙侍郎汝 輩在湖上，又為一社。咸淳而後，甬上之士不見用，禮部尚書高衡孫、軍器少監陸合、知汀州汪之林而下四十餘人，一月為一集，顧其作少傳者。」
這句話說明到南宋末期，似孫、衡孫二人仍為四明詩社的主盟者之一，但結盟的方式，與初期的五老會、八老會乃至鄉曲義莊的組織，有明顯的差別，那就是分立取代合作。這些現象與宋末四明地區官宦之家的沒落及家族內部的不合相互印證， 說明了高氏家族的興衰不僅與南宋四明士族榮替的命運一致，也顯示了家族內部變化與社會關係的轉變，同樣影響家族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