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家學的傳承及其轉變
四明高氏自高碩入太學，始列士林。宣和末，楊時為太學祭酒，高閌五兄弟入太學，受教於楊龜山（時），傳承二程洛學，楊時向胡安國推薦閌的才學。全祖望說：「楊文靖公之在太學，吾鄉士人從之者多，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大，禮部侍郎少師憲敏公，其渠也。」同學中尚有童持之（大定）、趙庇民（敦臨）等人，這是洛學至甬上之始。其後伊川門人焦瑗自山東避難至四明，高閌等人以其所學相印證，多所符合，「於是日益請業，而吾鄉之洛學遂日盛」， 成為洛學發展的重要力量。
高閌不僅是四明程學最主要的代表人，也是南宋初期對抗王安石新學的重要人物。全祖望說：「吾鄉學派，導源慶曆諸公，至於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而憲敏為司業，其時王氏之學雖替，然尚有如陳公輔輩，未能盡絕，憲敏以其師說，日與諸生發明之，其有功於伊洛，尤為不淺」，甚至認為他「力肩正學，是百世之師」
高閌承洛學遺緒，致力經學，為南宋太學立規制時，即強調「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為太學課試及鄉試之法，此法成為南宋太學制的成規。他推薦在福州聚徒講學、精於春秋學的師維藩出任國子錄。高閌致力於禮學研究，在禮部侍郎任上，曾患近世禮學不明，凶禮尤甚，著有〈厚終禮〉、〈鄉飲酒儀〉，並修訂司馬光的冠禮，喪禮為朱熹納入《家禮》中。紹興七年（1137）仇悆守明州，受〈鄉飲酒儀〉的啟發，在重建州學後舉行此禮，甚至買田充作舉行典禮的基金，這是南宋建立後首次舉行鄉飲酒禮。此後鄉人林保參照此制，制定了鄉飲儀制，宋廷於紹興十三年（1143）由時任國子祭酒的高閌加以修定損益，定名為〈鄉飲酒矩範儀制〉上奏朝廷，由禮部頒行；明州也在同年刊行，這是南宋推動鄉飲酒禮之源。高閌對春秋學的研究用力尤深。他力斥王安石廢春秋之學，專以二程之說為本，曾為陳禾《春秋解》一書作序，亦以春秋試諸生。
晚年鄉居時傾力探討春秋，又博采諸儒之說，著《春秋集註》一書，推衍二程本旨，認為春秋是萬世通行之法，非只褒善貶惡而已。 此一觀點，深受當時學者所看重。
林之奇曾云：「上（高宗）嘗命子韶（案，即張九成）講春秋，對曰：『臣未嘗習春秋，不敢講，如高閌卻理會得，可使講』」。
樓鑰說：「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間，……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即閌）。」
全祖望說：「吾讀憲敏《春秋集註》，其發明聖人褒貶義例，遠過於胡文定公，至今說春秋者，以為大宗。」
此後春秋學，為子孫所傳承，成為高氏家學傳統。
高氏家族對春秋學的研究，在高閌一代最負盛名。高閌是二程伊洛之學的嫡傳弟子，所著《春秋集註》又是集大成之著，在南宋初期對抗王安石的新學有重要的意義。不過，他任職太學時，以建立學制為先，雖延攬經學家任教，親自的撰著似乎不多，《春秋集註》是他罷官歸鄉以後所撰寫的。
雖然全祖望稱贊他的著作在發明聖人褒貶義例方面遠高於胡安國，樓鑰也認為此書在褒善貶惡之外，尚有經世之大法在，但一直到開禧年間，其次子高得全知黃州時，才將該書刊刻出版。
本書多本諸二程而發明者少，相對於如胡安國、胡寅、胡宏父子二代專業致力春秋學，其影響力則要稍遜一籌。
安國《春秋傳》一書為高宗經筵進講之作，於紹興六年（1136）十二月進呈，本書「既因春秋之微言，以格南宋君臣之非，其大復讎之說，自強為善，親賢去讒，國君守土，設險逐寇。」均屬為尊君父之志，而掩攘夷之義，不僅針對時弊，且與高宗的期望相契合，因此，高宗得之，曾說：「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邃。」「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頗能發明經旨。」
此外，在四明地區對春秋學的研究上，高閌也不像當地另一位高氏――高元之（字端叔）的廣博。
高元之是高瓊的後代，南渡後居四明，受學於沙隨程氏，讀書極廣，對周易、毛詩、論語都有撰著；對春秋學致力尤深，摭拾三百餘家之說，成書一五○卷，名《春秋義宗》。此書與高閌的《集註》並為四明「春秋二高，不以名位甲乙也」。但全祖望認為「端叔之書之博，過於息齋（高閌）」。
史書編纂也是高氏的家學傳承。高閌曾參與神宗和哲宗實錄的修纂工作。神宗實錄在宋代凡五次修撰，高閌是在趙鼎第二次任相後，實際參與修撰神宗實錄。紹興七年（1137）正月，高閌以秘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開始參與神、哲宗二朝實錄修纂工作，後因與宰相張浚意見不同，請辭。及趙鼎再相，重啟神宗實錄之修撰，高閌再與共事，至八年（1138）三月完成；而哲宗實錄在紹興八年六月癸亥完成；全書共一五○卷，由趙鼎進呈。但同年十二月趙鼎被罷後，御史劾閌為史官，本非所長，誕謾反覆，以儒濟姦。
高文虎亦治春秋，而在參與宋國史編修的貢獻尤大。他任國子正、太學博士及將作監丞時，均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任將作丞時，兼實錄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
「自熙寧以來，史氏淆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刊正謬妄，一一研覆，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為詳審」，亦屬家學傳承。
高似孫的興趣很廣，著作很多，其中《史略》、《剡錄》均為史部之作；《剡錄》十卷，凡山川、城池、官治、人傑、地靈、佛廬、仙館、詩經書史、草木禽魚、無所不載，「敘例詳明，高簡有法。」《四庫全書總目》指本書「徵引極為該洽，唐以前佚事遺文，頗賴以存；其先賢傳，每事必註其所據之書，可以為地志紀人物之法。……統核全書，皆序述有法，簡潔古雅，迥在後來武功諸志之上。」《史略》一書門類雖未能出《史通》之範圍，亦有漏誤，但摘錄內容事蹟及於五代至南宋初期「此書文詞簡約，而引據精核，多載逸書，實為讀史家不可闕之書。」他也曾纂修秦檜傳，自謂「極為精覈」， 都顯示似孫的史識及保存文獻的專長。總之，高閌祖孫三代在參與史館與史志修纂上，都有一定貢獻；但史館纂修史書，成於眾人之手，這些史書都已不傳，很難看出參與者的貢獻及份量，同時，高氏在特定時間內，以相關職務參與修史書的工作，而非專業的史官，修史並不易成為家族傳統。
反之，從高文虎以降族人的仕歷與著作中，則明顯示人以任職地方官為多，而且家族成員的興趣或偏好，也由經（特別是春秋）史轉向詩文、博物、醫學的傾向，說明高氏家境富饒後，族人興趣趨於廣泛、博雜，這一點，我們從前節所列似孫與衡孫的著作內容，可以為證。袁桷即說：「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衡孫等人為端平正士，修儀偉貌，年八十餘，手抄見聞及方技諸書。」似孫的見聞廣博，關注事物頗多，勤於蒐羅文物，著述尤以博雜與快速稱，但多彙理抄攝之功，書中多「會諸家，且所見之本猶近
古」，而較少闡發心得之作。似孫的詩文，頗為時人所稱道，方岳在〈答葉兄〉一文中，批評葉文「讀君所謂羊口行諸篇，則誠不能解為何等語也。
古人遠矣，君試取今公之文參讀之，如讀蘭辭，則參高續古之秋蘭，如讀責蚤，則參以洪舜俞之洪蚤，蓋有不待言語，而了然胸次間者矣。」似孫的詩，成為同鄉之元代士人戴表元用以盛讚時人詩藝的典範，與陸游並列齊觀。
